“沉睡數(shù)千年，一醒驚天下”，這是世人對1986年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發(fā)現(xiàn)的兩座大型“祭祀坑”及一大批精美奇特的出土文物的高度贊譽。2019年秋以來，考古工作者對三星堆遺址“祭祀坑”附近區(qū)域再次發(fā)掘，又發(fā)現(xiàn)了六座坑，并已清理出土大型金面具、大型青銅人頂尊等青銅器、玉琮與玉戈等玉器、象牙及象牙雕刻作品等一批珍貴文物。這些發(fā)現(xiàn)，充分展示了中原商王朝以外區(qū)域的一處最為輝煌奪目的方國文明的巨大成就，展示了驚艷世人的璀璨的三星堆文明。然而長期以來，學界對三星堆文明的年代，即三星堆文明何時形成、何時結束，整個三星堆文明延續(xù)了多長時間等問題，尚未進行過深入探索。筆者依據目前已公布的三星堆遺址考古發(fā)掘資料，對三星堆文明的年代及其與夏商文明的關系進行探微闡述。
三星堆文明何時形成
探索三星堆文明形成的年代，不能簡單地以已經發(fā)掘的兩座“祭祀坑”以及近期發(fā)掘的六座坑的年代作為主要依據，因為這些坑是在三星堆文明后期形成的，而是要以三星堆文明中年代較早或最早一批反映三星堆文明形成的高檔次文化遺存作為主要分析對象。目前，主要有以下幾項。
1929年，月亮灣燕家院子門前發(fā)現(xiàn)玉石器坑類遺跡，出土玉石器數(shù)量達三四百件之多，后來大多散失。目前所見遺物中，有分屬龍山文化時期的玉琮、二里頭文化四期的牙璋、齊家文化的玉琮和玉璧、二里崗文化時期的有領玉璧、商代晚期的有領玉璧。
1976年，三星堆遺址附近廣漢高駢鄉(xiāng)機制磚瓦廠發(fā)現(xiàn)一座坑類遺跡，出土鑲嵌綠松石銅牌飾1件、玉戚1件、玉刀1件、玉矛1件，分別為商代晚期后段及可能是三星堆遺址三期的作品。
1986年發(fā)現(xiàn)三星堆兩座大型“祭祀坑”，坑內堆滿了大批珍貴文物，大部分是相當于商代晚期階段的作品，少量為早期作品，如改制為玉璋并施刻“祭祀圖”的原件為二里頭文化早期的牙璋、齊家文化的玉琮等。
1987年，三星堆遺址月亮灣燕家院子以東約400米處的倉包包發(fā)現(xiàn)一座坑類遺存，出土銅牌飾3件、玉環(huán)8件、玉箍形器1件、玉鑿1件、石璧11件、石紡輪形器10件、石斧3件、石琮1件。分屬具有二里頭文化因素的遺存(3件銅牌飾)、具有齊家文化特征的遺存(石璧與石紡輪形器)、具有商代晚期特征的遺存(玉環(huán))等。
1998年，考古工作者發(fā)掘三星堆遺址西側仁勝村墓地，清理墓葬29座，出土66件隨葬品，其中陶器5件、小型玉石器61件，年代屬三星堆遺址二期。其中的蝸旋狀玉器、蝸旋狀象牙器可能是二里頭文化傳播到成都平原三星堆一帶的文化遺存或是受二里頭文化影響而產生的文化遺存。
1989年至2017年發(fā)現(xiàn)三星堆遺址大城城墻，以及三星堆城址內東北部的倉包包小城。大城城墻修建于三星堆遺址二期，局部地段沿用至三星堆遺址四期。倉包包小城修筑于三星堆遺址三期。
2005年以來，三星堆城址內西北角青關山高臺上發(fā)現(xiàn)三座建筑基址，其中一座(F1)是面積達上千平方米的大型建筑基址。其余兩座小型建筑基址屬三星堆遺址三期。F1晚于兩座小型建筑基址，但對其使用年代目前尚不能準確界定，只是將其年代下限初步定在西周晚期至春秋中期之前(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四川廣漢市三星堆遺址青關山一號建筑址的發(fā)掘》，《四川文物》2020年第5期)。推測其使用年代不會早于三星堆遺址三期，也不會晚至西周中期階段。
2019年秋以來，三星堆遺址又新發(fā)現(xiàn)了六座坑，再次出土一批精美文物，其中絕大多數(shù)為商代晚期階段作品，個別為早期作品，如齊家文化玉琮。
以上這些高檔次的文化遺存中，年代最早的主要是仁勝村墓地、三星堆大城二期城墻，以及在月亮灣燕家院子玉石器坑類遺跡、高駢坑類遺跡、三星堆兩座大型“祭祀坑”、月亮灣倉包包坑類遺跡、新發(fā)現(xiàn)的三星堆六座坑中出土的二里頭文化遺存與齊家文化遺存。這些遺存屬于三星堆遺址二期。如果說，這些遺存在三星堆遺址的出現(xiàn)說明三星堆文明已經形成，那么可以確定三星堆文明的最初形成年代是在三星堆遺址二期。
三星堆遺址二期的年代，依據三星堆遺址二期的文化遺存及碳十四測定的年代數(shù)據，以及仁勝村墓地的蝸旋狀玉器、各種坑類遺跡中出土的二里頭文化四期的牙璋、鑲嵌綠松石銅牌飾、齊家文化的玉琮和玉璧等遺物，可以推定大致在公元前1600—前1500年之間。因為二里頭文化四期的年代在公元前1560—前1530年，在中原地區(qū)二里頭文化制作使用的作品，輾轉被帶到成都平原地區(qū)的三星堆遺址，其到達的年代不會早于制作使用的年代。據此可以推定，三星堆文明的形成年代大致在公元前1600—前1500年之間。
三星堆文明何時結束
三星堆文明的結束年代，是指三星堆遺址作為三星堆文明這一方國都城的作用喪失之時的年代。那么，如何確定三星堆遺址作為方國都城的作用已經喪失？目前主要可依據三星堆遺址的重要設施與重要物品被毀、被掩埋或被遺棄的現(xiàn)象來確定。
三星堆遺址發(fā)現(xiàn)的重要建筑設施和重要物品，主要是倉包包小城、青關山F1大型建筑基址、大城城墻，以及各種坑類遺跡中出土的大量精美文物。
倉包包小城屬三星堆遺址三期。青關山F1大型建筑基址的年代尚不能準確界定。大城城墻建于三星堆遺址二期，局部地段已經明確延續(xù)使用至三星堆遺址四期。各種坑類遺跡中出土的年代最晚的遺物屬商代晚期階段，有的屬商末階段，表明這些坑類遺跡的年代，即坑中文物的埋入年代都是在商代晚期甚至是在商末。由此，這四類高檔次的文化遺存中，只有延續(xù)使用至三星堆遺址四期的大城城墻的局部地段和各種坑類遺跡這兩類，可作為依據。
大城城墻局部地段在三星堆遺址四期還在使用，是三星堆方國都城繼續(xù)在發(fā)揮作用的體現(xiàn)，還是三星堆方國都城喪失作用之后作為三星堆聚落繼續(xù)使用的體現(xiàn)，目前無從判斷。所以，只有埋入大量精美物品的各種坑類遺跡的埋藏年代，可以作為判斷三星堆遺址方國都城作用已經喪失的依據。各種坑類遺跡的埋藏年代，都在商代晚期階段，即大致在公元前1300年前后至公元前1046年之間。而最晚的埋藏年代，可依據三星堆一號“祭祀坑”出土的尖底陶盞的形制特征，以及新發(fā)現(xiàn)的三星堆四號坑測定的碳十四年代數(shù)據進行推定。
三星堆一號“祭祀坑”出土了尖底陶盞和陶器座(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祭祀坑》，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這兩種陶器可能是配套使用，而且保存較好，應是有意埋入的。這類尖底陶盞也見于成都十二橋遺址。不同的是，三星堆一號“祭祀坑”尖底陶盞為敞口，與成都十二橋遺址的斂口尖底陶盞有明顯的區(qū)別。其形制特征顯示，三星堆一號“祭祀坑”敞口尖底陶盞是這類陶器中的早期形態(tài)，其年代應屬三星堆遺址第四期早段。據此可以確定，三星堆一號“祭祀坑”的掩埋年代在三星堆遺址四期早段。
對新發(fā)現(xiàn)的三星堆四號坑進行的碳十四年代研究顯示，6個碳十四年代數(shù)據樣本，經過貝葉斯統(tǒng)計樹輪校正計算得出其埋藏年代有68.3%的概率落在距今3072—3003年的時間范圍內(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國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與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考古年代學聯(lián)合實驗室《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四號祭祀坑的碳十四年代研究》，《四川文物》2021年第2期)。這個年代數(shù)據體現(xiàn)的三星堆四號坑所處的中國歷史發(fā)展階段，實際上已到了商末。這應該也是判斷三星堆一號“祭祀坑”掩埋年代以及三星堆遺址四期早段年代的重要依據。
三星堆文明應是在這些埋入大量精美物品的坑類遺跡被掩埋之后結束的。據以上分析，可以推定三星堆文明的結束年代大致在商末周初，距今3000年前后。
三星堆文明與夏商文明有何關系
綜上，三星堆文明開始形成的年代在公元前1600—前1500年之間，結束的年代在公元前1050年前后，前后經歷了大約500年時間。三星堆文明的存在時間大致在商王朝時期。
三星堆遺址出土的文物也顯示了三星堆文明受到中原商文明很大的影響。但是，三星堆文明所呈現(xiàn)出的最主要文化特征，即那些表明三星堆文明特質的文明因素，如各種與祭祀活動有關的遺存所體現(xiàn)的文明因素，卻迥異于商文明。這可能與三星堆文明在成都平原地區(qū)最初形成，是源于中原核心地區(qū)以二里頭文化為代表的夏文化的輸入，以及隴西地區(qū)齊家文化的影響有關。
如果說，使用牙璋進行祭祀活動的現(xiàn)象是一種具有三星堆文明特質的文明因素，而使用牙璋的文化傳統(tǒng)又是夏文明的一種重要的文化特征，那么三星堆文明的形成則可能與夏文明在中原核心地區(qū)衰落之后在異地繼續(xù)發(fā)展有關。由于表現(xiàn)三星堆文明特質的一些文明因素實際上是繼承自夏文明，與商文明無關，所以三星堆文明雖然與中原地區(qū)的商文明同時，并且受到商文明很大的影響，卻與商文明迥異。反過來，三星堆文明的一些特質性文明因素可能還是探索夏文明某些重要特征的依據。這有待于今后的進一步探索。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